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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野蛮生长”期 医药销售正走在合规之路上

作者:侦探调查 时间:2023-09-03 09:07

  8月11日,医药代表陈曦坐在宝山区某医院门诊大厅,两眼紧盯诊室门口。

 
  入行三天以来,她没敢敲眼前的门。身边不时有保安巡逻,她牢记经理嘱咐,病历本要一直握在手里,特殊时期千万别“顶风作案”,不然很容易被保安“请”走。
 
  2023年7月21日,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医药反腐风暴就此开启,为期一年。
 
  一时间,业务拜访、学术会议、行业活动纷纷暂停,许多医药代表休假、转岗、转行……
 
  这并非医药领域第一次反腐行动,却是整治力度前所未有的一次。
 
  当行业走过“野蛮生长”,无序的一面正在风暴下显露。
 
  “神经末梢”
 
  “我们就像医药系统的毛细血管。”董冉曾做过10多年的医药代表,如今在一家药企的市场部工作。
 
  她说,医药代表数量大,却是医疗组织架构里最弱势的群体,在行业“阵痛”中反应最强烈。
 
  反腐以来,她眼见销售圈里的同行“被迫休假”。不少代表调侃,朋友圈不是在外旅游,就是兼职干起了别的行当。
 
  陈曦还在岗位上,工作任务却从拜访变成“打卡”:每天跑两三家医院,进出各拍一次照上传钉钉。“进医院和做贼一样心虚,难道以后都得这样?”作为新人,她没有任何客户资源,这个月没业绩的话,到手只有5800元的税前工资。经理承诺,等过阵子再带她去见客户。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郭亚飞律师指出,此次医药反腐力度空前,将会明显加大对行贿端的刑事追责力度。多省的集中整治举报对象中,“医药代表”赫然在列。
 
  此前董冉的抖音账号,分享过不少医药代表的日常。8月起,这些视频底下不断有网友留言:“医药代表就是送钱。”“找个正经点的工作吧!”
 
  曾经,医药代表有过体面的形象。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外资药企涌入中国,国内第一次出现“医药代表”,属于医药企业销售部门。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医药代表定义为“从事药品信息传递、沟通、反馈的专业人员”。可以在合规的前提下,拜访医院医生。
 
  2000年,药学专业毕业的董冉通过朋友介绍,进入世界500强的某外资药企,成为一名医药代表。
 
  董冉记得,公司管理很严格。“每个代表都要经过15天的封闭培训,衣服必须有领子和袖子,裙子的长度不能在膝盖之上,连每天背包里要放哪些资料,都是规定好的。”
 
  当时,董冉每个月有八九千元的收入,每年有固定的加薪,出差时住的酒店几乎都是五星级。她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比很多在医院、药店工作的老同学“光鲜”。
 
  但同时,她眼见医药行业里,个人代理商的数量日渐庞大。
 
  一位药企管理者表示,上世纪90年代起,药品生产厂家便开始找代理商负责药品销售,主要出于节约时间、人力成本、合理避税的考虑。代理商从一级到多级,业务由省市向地区层层下放。这些从业者赚取药品成本和销售额之间的差价,被业内称作“大包”或“外包”。
 
  “现在所说的300万医药代表,应该是把这些代理商都算在内。”董冉认为,代理商的从业人员和传统医药代表相比,专业性和收入难以保证,鱼龙混杂。“他们如果没有客户关系和资源,根本拿不到产品。”由此,一些不合规的拜访、销售行为开始出现。
 
  “‘神经末梢’的反应,只是大家看到的表面现象。”董冉说。代表们“震动”的背后,是行业长期的“野蛮生长”。
 
  竞争入院
 
  药品从一个理论、一个靶点到最终成功上市,平均耗时是10年,其间需要多轮融资。钱是新药研发的“生命”。
 
  但一款药物的专利期限是20年,从研发开始算起,申请上市还要12到18个月。很多药品上市时,专利期只剩两到三年。专利期一过,就会有大量仿制药出现。因此,大部分药品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竞争入院的机会,以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傅虹桥表示,目前80%左右的药物品类仍在集采(国家统一采购药品)之外。
 
  前医药代表黎晖谈到,集采之外的药物入院门槛较高,需要经过临时采购、主任提单、开药事会表决、院长等签字。“除了主任,药企基本会把药事会成员都走一遍,一些药企直接让主任去做成员的工作,避免直接接触。”他说,不同医院的药事会周期不同,药品进院最快是两到三个月。
 
  某综合性医院医生江皓透露,早期,一些医药代表会找科室主任谈回扣。在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一般在药物价格的10%到20%之间,再由科室主任分配给手下的医生。“他们会找信息科统方(调出每位医生的开药数量),以此为依据算钱。”
 
  “如果不花钱就能谈下来,干吗要花钱?无非是市场太难做了。”董冉表示,进院难一方面是药品“不好”或“可用可不用”,大部分医生是有良心、冷静的,不会选择这样的产品;另一方面是产品同质化严重。同类药品要做差异化,评判指标首先是疗效、安全性,然后是价格和客情关系。
 
  余珺负责过一款罕见病创新药的销售,需要医药代表去向医院普及药物。“十万个人里只有一个患病的,根本赚不到钱,人家凭什么用?”她苦笑,一个医生留给医药代表的时间往往只有两到三分钟。如果对方看不到药品的“痛点”,代表根本没机会介绍临床数据。
 
  在黎晖看来,药品市场很“卷”,特别是心血管、骨科和慢性病药物。就拿治疗肿瘤的PD-1药物来说,截至今年2月,已有100多家企业涉足研发。
 
  不过,余珺和黎晖都谈到,目前医药市场仍以仿制药为主,真正的创新药很少。现有的创新大多是对已有的药物进行修改,或对老药进行提纯,没有“独一无二”的竞争力。
 
  “我要在同质化的药品中去找细微的优点,不断扩大、再扩大。”黎晖说道,因此申请入院的过程中不免有恶性竞争:打低价战、提高回扣、举报对手“使绊子”等。
 
  天价销售
 
  在一张2022年上市医药公司的支出清单中,销售费用超过50亿元的公司有10家,超过10亿元的有89家。其中,最高的销售费用达到91.71亿元。
 
  黎晖指出,“天价销售”一是用于医院回扣等利益输送,二是举办各类推广活动,最典型的是学术会议。
 
  余珺表示,药物刚上市时没有名声和口碑,根据法律规定,不能直接向患者做广告,只能通过学术会议“隐形推广”。
 
  “来讲课的都是专业大咖,对台下的医学人士很有影响力。”她说,药企的市场部会为专家“编好故事”:设计部分讲稿或幻灯片内容,介绍企业新推出的药物。“内容都是事实,只不过是‘有利的事实’。”
 
  余珺谈到,学术会议需要大量赞助,比如每一年度的乳腺癌大会需要50万到80万元,招商明码标价。其中一个小展台的价位大约是5万元,茶歇的广告位是10万元。一场学术会议还会有许多“卫星会”,大家在大会场听完之后,再到其他小会场举办论坛、沙龙。这些费用,由一家或多家企业赞助。
 
  对于备受争议的专家“讲课费”,董冉强调行业内有“321”的支付标准:按医生的职称等级划分为3000元、2000元、1000元。“如果是院士或顶级的老师,可能会增至5000元,8000元到顶了。这是同类公司都默认的事。”
 
  “一些小公司没有名气,会疯抢一个展台的推广位。”一位医药代表曾见过,原先教授的讲课费是3000元,但不少公司恶意哄抬价格,“有人突然喊出1万元,很快就会有2万、3万元的跟上。”
 
  对此,上海市律师协会医药健康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卢意光表示,判断学术会议是否合规的标准,一是“定性”:有些是假会议,根本没开,或者就是打着学术幌子做广告宣传,专家成了药企的“广告代言人”;二是“定量”:医药企业支付给专家的报酬是多少?比如2000元到5000元是合理的,但他曾碰到过极端的案例,一堂课下来,教授的讲课费高达5万元。
 
  “一些药企的利润,50%以上,甚至80%、90%都用来做营销、做推广。这些费用应该用以开发新药。”卢意光说,长期以来,很多人会指责“我们的药品安全无效,费用高”。如果不扭转营销至上的氛围,药企会陷入重推广、轻研发、药物难以创新、不得不加大推广力度的“恶性循环”。
 
  余珺却感到无奈:很多有医学前景的研发项目,因为没有打动人的“故事”,难以打开市场,“投资人精得很,自然不愿意投”。由此,企业没钱用以研发,研发失败后亏损更多的钱,直至倒下。“再高尚的科学,也需要钱养着”。
 
  2022年初,余珺所在的药企因为利润下降,没有融资,辞退了300多位员工。45岁的余珺是其中之一。
 
  合规之路
 
  卢意光曾是一位外科医生。他看到,2000年前后,市场化改革鼓励医院创收,允许药品加成。“以药养医”的背景下,催生了看病贵、看病难等许多矛盾。
 
  江皓工作已有30余年。他描述,当时是医药代表“最猖獗”的时候:一些医生治疗时,有医药代表就坐在一旁数数,一天下来开了多少支药,直接当天结算;一些医生刚做完手术,门口就会有代表准备好的小吃、饮料。
 
  但董冉观察到,2000年以来,对她所在的企业来说,每个月老板会给到每位医药代表最多三节科室会(代表去医院科室的产品宣讲会)的预算,3000元左右,其他费用是没有的。代表在科室会后,需要向公司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时间、地点、任务内容。“每个月我都要花大量时间,把材料做成一本书。”
 
  在卢意光眼中,合规之路真正启步,是在2009年“新医改”之后:全国范围内逐步取消药物加成;推行“两票制”,在药厂到医院的药品流通环节只能开两张发票;各地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等。“以药养医”的时代渐渐落幕。
 
  让董冉感受最深的,是2014年,跨国药企巨头葛兰素史克因行贿受贿案,被开出30亿罚单。这一年,多家药企频频被罚,医药行业出现了“跳槽潮”,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开始重视合规守法。
 
  近年来,江皓所在的全国某综合性三甲医院,已经对临床医生用药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医生一旦被发现开药的用量、次数或适应症不对,每一例的罚款是药物的原价。如果是重大过错,每发现一例,罚款正从二三百元上升到一两万元。“乱开药的话,倒扣的钱比回扣挣得多,还会被医院谈话。”
 
  今年年初,黎晖感受到合规趋势愈演愈烈,他决定离开销售岗位,做一名药企合规咨询师。
 
  在他看来,医药行业的合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多数企业追求的仍然是财政或刑事合规。”他说,很多医药企业仍没有做到业务和行为合规:通过学术会议的不正当竞争影响医疗从业者的处方行为,利益输送通过互联网医疗等手段,更加隐蔽。
 
  另外,他谈到一些药企没有专门的合规部门,合规内控业务由会计、财务负责;很多医院也没有健全的、地区化的拜访制度,医药代表进院开展活动,“规则并不清晰”。
 
  “短期来看,合规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成本,但这是一笔长远的投资,未来对违法成本的拦截是非常有效的。”他说。
 
  等候回归
 
  2016年,刚从医药大学毕业的黎晖,觉得自己的专业崇高、圣洁,笃定了此后从事医药行业的人生方向。
 
  但7年来,他觉得医药变成一个产品、一行利润率、一个浮动的数字,和上学时“治病救人”的理想渐行渐远。
 
  “理想和利益之间,还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他指出,医药企业需要盈利,但行业里也需要一些纯粹的研究人员去推动技术发展,需要一些更公平的规则和保持中立性的机构存在。
 
  傅虹桥和卢意光都提到,医疗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和其他行业不同,对医药、医疗行业的监管所涉专业性要求很高,本身落地就有许多难题。先要“纠正一些明显不对的地方”,再去推动更加专业的改革、理顺行业秩序,公立医疗机构最终要回归公益性,医药行业要倒逼企业真正靠创新能力发展。“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愿景。”
 
  在董冉和黎晖眼中,短期内,医药从业者可能会陷入低谷,但身处风暴,“是挑战更是机会。”
 
  董冉认为,随着行业的改革,医药代表的数量会减少,但门槛和含金量会更高。她了解到,在其他国家,一些优秀的医药代表有更高的学术能力,能够向医生介绍行业前沿知识、收集医院临床数据、将医生的创新想法传达给医药企业,成为药品创新向商业运转的重要一环。“希望有一天,医药销售能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出现在杂志封面,成为一类人的代表。”
 
  黎晖最近频频在社交媒体上科普医药企业的合规知识。不少企业来找他咨询,希望能在这段休整的时间里,主动去琢磨一些合规政策和方法,在公司里建立起合规部门,重新部署人员。
 
  余珺面试了好几家医药公司。她仍觉得,医药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行业。药品技术的一小步,或许能延续一段高质量的生命,这和普通的销售完全不同。
 
  傅虹桥说,医药反腐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去推动更长效的制度化改革:提高医生的待遇和公众形象。目前腐败集中在“关键少数”,占据多数的一线医生,应该有更合理的薪酬制度和福利体系,让他们的回报能体现付出的价值。
 
  董冉回忆,自己夜访一家医院时,看到不少医生下班后仍留在那里,查看病人的病情后,再回到办公室加班。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颇有名声,仍在提升自己。
 
  “那些时刻,给了我向前的能量。”董冉记忆犹新,夜晚11点,每一扇开灯的窗户,点亮了一座医院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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