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所高校875名师生将调查研究扎根田野 一场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
作者：侦探调查
时间：2023-04-18 07:07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师生需要做什么？高校的调查研究需要起到什么作用？在云南省348个行政村开展为期一年田野调查研究的18所高校875名师生，正在努力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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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文化根基所在，也是每个人认识中国的起点。”去年10月，云南大学发起了一项为期一年的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来自全国18所高校的875名师生参与其中，他们奔赴云南省的348个行政村，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田野调查研究。
“云南的多样性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不管做什么研究，你总能在云南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游天龙是瑞丽组的带队教师，谈及发起这次“大调查”的初衷，他说：“我们希望可以全面反映云南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和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乡村振兴需要以跨学科的视角去破解，而不是一个专业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是被吸引的外校参与者之一。之所以参加这次调查，文军看中了云南大学重视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
20世纪早期，建立起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家吴文藻就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主张从社区着眼来观察和了解社会以及开展国情研究。
1938年，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来到云南大学任教，在这里成立了社会研究室。之后，他又在昆明呈贡古城村魁星阁中组建了学术团体“魁阁”。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费孝通和一批青年学者深入呈贡、禄丰、易门、玉溪、大理等地进行社会调查，用社会学理论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发现、认识和试图改造中国社会，逐步凝聚起了“魁阁精神”。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从书斋走向田野，将科学研究写在祖国大地上。
“这次大调查是在向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的魁阁学派致敬，是云南大学历次社会调查研究秉承的魁阁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许庆红参与了“大调查”的方案设计，她介绍说，这次调查采用了国际前沿的混合研究方法进行数据搜集。首先，在抽样环节对云南省的129个区县进行分层抽样，共抽出了30个区县作为样本县。同时，为了能表现民族地区特色的治理模式，团队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12个具有代表性的补充县市，从而建立起一套村居与村民匹配的高质量样本数据。
“虽然是从云南发起，却是一次从边缘理解整体、从乡村认识中国的机会。”许庆红介绍，这次“大调查”分别对村民、村干部设计了不同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地区设置了不同的调研主题，每一位参与调查的师生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兴趣，在样本县开展质性研究(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如访谈、观察、实物分析，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编者注)。
“将杂乱的社会生活碎片重新拼凑，展现新的现实问题和好的解决方案”
去年12月，云南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聂忠思以调查学生和直播实习生的“双重身份”前往云南省瑞丽市，对当地的电商直播业进行了一次深度调查走访。
瑞丽位于中国和缅甸交界处，拥有我国最大的翡翠玉石批发市场。曾经，瑞丽只是翡翠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成品销售较为零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瑞丽如今打造出了“中国翡翠玉石直播第一城”。
聂忠思想要弄懂当地如何通过电商直播的方式大规模售卖珠宝玉石，便向当地的一家直播基地投了份简历，应聘了直播助理的岗位。这期间他需要全流程参与直播间选品、直播间搭建、摄像灯光调试、快递物流发货、卸货装货等工作，每天从早上忙到次日凌晨3点。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他硬是跟随当地工友同吃同住干了两个月。
“我用第三者的视角去反思自己的亲身经历，感觉人生一下子丰富起来了。”聂忠思采用的调查方式是参与式观察，这就要求他时刻记得自己的“双重身份”。他发现，瑞丽的包容性让不同国籍与身份、来自五湖四海的创业者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这离不开当地有效的市场管理方法，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一本“实习日志”记录了他每天的工作心得。
“当地创业者极具拼搏力和创新性。他们通过电商直播的方式，把翡翠市场庞大的供应链和需求链连接起来，并且多家直播基地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态势。”
“平台经济需要由创业者、电商平台、政府部门形成统一均衡的格局，让货物和人员充分地流动起来，才会形成好的经济效益。”
两个月的时间，聂忠思的田野调查日志积累了几万字的内容。他说，未来这些发现和思考将以另一种更加科学的方式出现在学术报告、毕业论文甚至创业实践中。
田野调查研究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明天永远未知”，很多有意思的选题都是在偶然间形成的。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丛鑫菲的“跨境婚姻”调研主题就是在与当地居民聊天中意外碰撞出的。
“边境儿童教育问题不仅源于家庭经济情况，也与跨境婚姻里的文化差异有关。”丛鑫菲走访了当地6户跨国婚姻家庭发现，很多外籍母亲无法为孩子开展适合中国文化的家庭教育，很容易造成孩子敏感内向的性格特征。“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当地社会组织会举办各类学习活动、提供公共学习空间，还会为妇女儿童开展知识讲座，以此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自我效能感，这对于提供经验研究非常有帮助。”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要求研究者以更加开阔的思维去看待。”为了全面了解瑞丽市的情况，团队成员走访了6个村落，进行了40多次深度访谈，形成了110万字各类资料，还前往周边的陇川县、芒市进行调研……
不过，在游天龙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相较于以往脱贫攻坚阶段的社会调查，他发现这次调查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脱贫攻坚时期，大家更加关注建档立卡户，抓住贫困村、贫困县就可以，但乡村振兴强调每个村都要振兴起来，每个县都要富裕起来，这不仅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要求学术调研的范围要更广、内容要更深。
为此，游天龙组建起了一支“可靠”又“大牌”的调研队伍。在瑞丽组，有会讲缅语的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师钟小鑫，在德宏州成长的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师杨晓薇，在边境地区做过乡村振兴研究工作的中国农业大学教师李杭蔚，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师袁丁，还有一位身处美国的“外援”教师张琳……“我们做的研究既要倾听民众、倾听政府，又要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从各个方面掌握准确的经验材料，将杂乱的碎片重新拼凑，展现新的现实问题和好的解决方案。”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从真实世界里找出来的，而不是从文献里读出来的”
“当农村人口外流之后，谁来守住耕地红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更愿意选择留在乡村，又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振兴乡村”……
许庆红是去往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的带队教师之一。弥渡县作为我国西部省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农业大县，也是这次研究调查中的大县，团队要走访30多个村子，发放上千份问卷，工作量是其他团队的几倍。
“数字技术赋能高原特色农业的效果显著，但相应的乡村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亟待解决。”两个多月的走访调查，许庆红和团队成员发现了很多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比如订单农业中企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问题，农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问题，金融如何服务乡村振兴资源等问题。
“数字技术似乎改变了传统的乡村家庭内部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女性地位。”云南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吴金燕在弥渡县找到了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她发现数字技术替代了很多农村劳动力，但农村留守女性却因数字农业的大力发展而在家门口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于是，她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3次去弥渡县，住在永丰村委会，跟随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将研究深入下去。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许庆红一直在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师生需要做什么？高校的调查研究需要起到什么作用？
有一次，许庆红带队去往云南大理市洱海边的古生村调研。这里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带队建立的科技小院，他们用数据监测统计，治理洱海面源污染问题。最初，许庆红只是想学习这种扎根在农村的自然科学育人模式，没想到，农学和社会学却在这间小院“意外”碰撞出了火花。
“很多乡村问题并不只是靠提高农作物产量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靠单一学科就能解决。”这里的师生、村干部向许庆红说出了一直存在的困惑：古生村有很多长期在外的打工者，因此造成了夫妻关系疏远、对子女教育漠视、留守老人养老问题难以解决等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是村委会经常会碰到类似的矛盾纠纷，“当地居民还觉得科技小院也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学科限制，对农学专业的师生来说很难”。
为什么我们不发挥专业特长建立一间乡村振兴小院呢？许庆红和团队里其他3位教师——复旦大学教授赵德余、北京大学副教授严洁和中国社科院大学副研究员任莉颖共同畅想着。
想法很快就将变成现实。4月18日，这4位来自不同高校的教师推动形成的中国第一家乡村振兴小院，将在江苏省吴江开弦弓村建成使用。那里也是费孝通先生写出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江村经济》的地方。
许庆红说：“这次云南乡村调研活动只是整个调查研究的开始，真正把研究扎根到乡村，推动学术研究向实践转换，学界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齐头并进，是每一个有梦想的研究者未来仍需努力的方向。”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说：“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
许庆红一直记得这句话，当她看到云南大学持续推动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项目，将科学研究与实践育人、思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结合在一起，全力培养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新人，自己的疑问也慢慢有了答案：“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大调查’是一种从实求知的治学思想，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从真实世界里找出来的，而不是从文献里读出来的。”
“一个好的社会调查应该兼备科学性和人文关怀”
“我们的研究成果要具有献计献策的功能，而不是局限在学术圈，这才是做学术的情怀所在。”游天龙认为，调查研究最为关键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学术积累与见地，从掌握的实际情况中提炼出对社会有价值的内容。
这一点也得到了文军的赞同。他和团队成员发现，近两年红河县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关键在于当地所采取的“新内生发展模式”：一方面当地很多的乡镇干部都是80后或90后，广泛接受新思想，为当地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当地采取跨地域的资源连接方式，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种模式对其他地区、其他村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非常需要相关学者将其归纳总结成一份可参考的报告或论文。”
文军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应该兼备科学性和人文情怀”，既需要明确的问题意识、严谨的方法范式，又需要自反性思考与理论性总结。这也是他被云南大学“大调查”项目吸引的原因之一。
为了让“大调查”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去年7月，部分师生就率先在大理州鹤庆县、玉溪市澄江市两地开展了预调研。丛鑫菲在定性座谈访谈中了解到不同村落的人口、民族结构和特色文化；聂忠思在定量问卷调查中发现，很多村民往往不愿意提及家庭收入、债务等隐私信息……根据这次预调查的结果，设计团队将访谈问题细化，更加符合云南乡村的实际情况。
这次“大调查”还得到了云南省乡村振兴局、省统计局等部门的支持。“我们有了云南省宏观经济发展数据和乡村振兴局的相关数据，让整个调查数据库建设成为‘厚数据’。”许庆红说。
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刘雨航是红河县调研团队成员，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其他研究过程中很少碰到的困难——语言和跨文化理解问题。红河县地处民族地区，当地有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多民族同胞，大多数都以本民族语言为主，并且还存在着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
“虽然我们事先对当地民族文化做了了解，但实际遇到的难题比想象中的大。”为此，团队成员积极寻求当地青年村民和青年基层干部的帮助，机缘巧合之下，他们偶遇了一位小有名气的哈尼族“网红”博主。
“他响应青年返乡创业的号召，从上海回到家乡，进入当地的钰尼文化艺术传承中心做起了一名艺术老师，不仅通过网络平台展现哈尼族的歌舞文化，还能利用直播间隙帮助当地卖农副产品，是一位特别敢想敢干的年轻人。”提起这位“网红”博主，刘雨航称赞连连，他看到了我国多民族的样态，以及新时代下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他的故事对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启发”。
吴金燕最大的收获是在调研中了解到云南各地乡村的差异性，比如山区村与坝区村的差异，一个民族村寨与另一个民族村寨的差异等。“这次调查之后，我们对云南乡村的理解更加清晰，更加多角度了。这也帮助了我建立看待社会的思维方式。”
“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国内发展，也要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云南作为中国与东南亚的连接点，与整个中国的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许庆红看来，随着中国与世界沟通越来越紧密，就要求中国青年站在世界的角度理解中国，而每一次社会调查都要求他们进入真实的世界，获取直接经验，真正发挥专业特长，就可以逐渐培养起社会责任感和中国公民意识，“‘大调查’目前只进行了第一阶段，我们还将继续研究乡村，服务乡村”。